在疫情讓藝妓們失去收入來源後,年輕藝妓的生活受到最大的衝擊,對此藝妓協會已出面協助租屋者度過難關,政府也開放藝妓申請100萬日圓(約27.5萬台幣)的紓困金,但這些措施並無法完全消弭藝妓們的不安。
不過,學校就是這樣的地方,我們不都知道了嗎?」 陳栢青以表演性的狂亂與後設敘事(那無處不在的導演在場與指示),悲傷地指出在那看似最純真的校園空間中,傷害是主體存活必要的一種表演,或是預演。姑且不論反共文學中那些間諜之間的爾虞我詐,一九八○、一九九○年代開始,包括張大春、平路、黃凡、林燿德、楊照等有自覺地運用推理與科幻類型,去演繹解嚴前後蠢蠢欲動的政治批判與認同辯證。
透過擬仿、錯置、接肢、寄生一個又一個的恐怖片情節,角色與我們才能有機會不斷地重來,延宕時間,在恐怖片中找到解答,延後死亡的到來。也因此,在二○一二年五月《聯合文學》雜誌「20位40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」專輯的導論中,當時我特別指出對新一代的作家而言,大眾文學類型已經具有高度的正當性,成為他們重要的創作利器。從《小城市》到《尖叫連線》,他不斷質問在這個數位媒體已然全制霸的時代,牽動大規模群眾愛憎的,究竟是什麼?特別是台灣這幾年歷經了各種網路平台所進行的政治與情感動員,無論是文字或影像為媒介,都以視覺的願(怨?)力向我們襲來,將我們席捲其中,成為召喚黑暗之心的基本配置。而好巧不巧,存放這部電影的地方,就是一個明星培育高中,而許多曾在恐怖片中登場的演員,包括貞子,也在這所高中就讀。若沒有第一名受害者來吸引殺戮者的目光,將其引開,那麼就無法啟動救援,打開救贖其他人的出路。
其實用類型的框架去講述純文學關心的主題與意義,在戰後台灣文學史中早已班班可考。因為要活下去,所以必須要霸凌,必須要犧牲他者,一如所有恐怖片共享的敘事邏輯,啟動救援(救贖)的前提,是必須有人要先死。在你們當初不以為然的時候,我早就看清楚了這個人,我相信如今,也早就有很多人更加看清了陳菊。
陳菊說她希望當末代院長,說廢考監院後就「光榮離開」,講的好像是如果大家讓她當監察院長,她就會來推動廢考監一樣。當時的護樹盟並不是一昧地說不要砍或者不讓你砍也不讓你蓋,而是提出了許多方案,其中包括遷址,或者是移樹,都是大家討論的方案,結果高雄市政府假裝開公聽會,讓大家沒有戒心的時候,在第二場公聽會召開前偷跑火速砍樹。當時能夠保障市民的,只有執政者陳菊,然而陳菊還是選擇了強拆,你說這樣的執政精神,能做人權的重視者? 在我看來陳菊的經歷,她並不是被迫害了人權以後去守護人權,一點都不像。陳菊也曾於2014年強砍中央公園的樹,當初中央公園的樹是好幾任市長的整頓下才能有那麼多的綠地,那是一個類似好不容易高雄有一個感覺像城市中有森林的氣象,所以很多人都十分珍惜,然而高雄市政府接受李科永基金會捐款,選在公園最古老、生態最豐富的老樹林,拆除原有的兒童圖書館,興建佔地面積約500坪的「李科永紀念圖書館」,預計公園內超過50棵大樹面臨移植。
話不要講得那麼好聽,說什麼為公利好啊,如果有一天你家的房子被剷平然後能增加大家的公利,政府只要賠償你一點點錢,如果你是這種受害者,但你曾支持這種拆遷的話,那你就會知道這時候的你多麼孤單無助,其他市民還在網路上講:「這對多數市民都好都便利啊,拆一拆有什麼不好?」自己進來看看法院怎麼說。一個連集會遊行抗議都不允許的市長,居然是所謂人權的代表?陳菊過去是為了民主坐牢沒錯,曾經是被國民黨很沒人權的羈押沒錯,但難道這個邏輯是「陳菊曾經被人沒人權的對待,所以她就是有人權的代表?」 過去旗山老街與大溝頂,是如何的被高雄市政府強拆,當地的旗山人是如何的想要守護老街傳承,結果最後還不是把大溝頂拆了,並將居民迫遷。
禁遊行、強拆老街、非法徵收、砍公園樹的「人權代表」 記得2016年「高雄公民大聯盟」召集人陳銘彬、楊豐光等,前往市長陳菊官邸抗議市府濫拆果菜市場,遭到警方以違反集會遊行法逮捕,引發社會不滿。不好意思,也請不要用這種洗好感的花媽一詞來稱呼陳菊,我聽不下去我想寫這篇,不是要說轉行很簡單、誰都可以或什麼的。但我還是想著,會不會有一天我還是可以回到工程師這條路?心中永遠掛著一個「what if...」。
我一直擔心如果我嘗試學習會被笑,因為萬一我學不來呢?會不會被比我年輕的人看不起?但事實證明只要願意學習,大家都會尊敬你虛心求教的精神。於是我跟我的老闆說,工讀生學的、做的,我要依樣畫葫蘆,全部交派給我吧。我終於鼓起勇氣跟老闆說,我的職涯目標,就是做工程師。每天大家經過我的辦公桌前都會看一下我學得怎麼樣了,給我一些指點。
我跟他說我以前就是讀工程的,我相信我可以學得來的。文:Vanessa Wang(工程師作家的轉行人生) 2018年在我女兒九個月大的時候,我辭掉了幫工程師寫技術文件的工作(technical writer),在家靠網路上的教材自學寫程式。
那段期間是小孩三到八個月的期間,我每天都睡不好、上班要擠奶、半夜要餵奶,但我的心靈很充實,因為我有了人生目標,而且我再也不用畏懼地想what if了,我用行動代替所有的空想。產假請完回去上班的那半年我過得非常充實。
他們或許是年輕時太早生小孩,以至於30幾歲才去讀大學。以前結構學修得那麼爛」、「我還是比較適合這種能夠結合我寫作能力、軟實力的工作吧。但他們最後,都做到了他們想做的事情。事實上,工讀生讓我領悟到了,在我猶豫不決想著「我行嗎?」、「可以嗎?」、「有希望嗎?」的幾年間,足夠我轉職四次有餘了。當然,我還是得完成我自身寫文件的工作。那時初為人母的我每天看著嬰兒神速的發展,我突然對於自己的不上進感到很羞愧。
那段期間我開始在線上學寫程式,發現比起土木工程、機械工程,我更喜歡軟體工程,於是我下定決心轉行軟體工程師。我總能用各種理由打消自己再次嘗試當工程師的念頭,例如:「我不行的啦。
或者是身體不好一直出入醫院,一直沒有辦法好好完成學業。但是不用一年的時間,他們就學會翻身、坐、爬、站、走、跑......他們甚至可以表達他們想要什麼(就算不會用講的他們還是能用其他方式表達)、聽得懂大人講的話。
我還發現了一件事,就是我很喜歡「解決問題」的過程,也很喜歡邏輯推理,但我不喜歡機器、機器人。2015年萌生想當工程師的念頭,但不敢有所行動 我在加州矽谷特斯拉汽車工廠擔任technical writer的第一個禮拜,旁邊坐了一位剛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女孩,她是機械工程師,小我七歲。
嬰兒學習的速度是非常驚人的:他們出生時幾乎什麼都看不見,只能靠嗅覺找到媽媽的乳頭。那時我領悟到,如果一個工讀生可以在我請產假的五個月中學會那麼多事情,沒有任何理由我會學不來。我知道即使必須從零開始重頭來過,但只要我每天都在學習、在進步,那又如何? 當我敞開心表達我的學習意願後,我跟辦公室裡許多人的關係拉近了。這篇是要紀錄我現在一歲的女兒、一位工讀生以及特斯拉工廠的工人們,在我轉行之路上扮演的角色──是他們讓我找到轉職的勇氣、教導我用正確的態度面對中年轉行這件事,並且顛覆了我對「時間」的理解。
時間過著過著,然後我就懷孕了。工讀生除了幫我做我的工作以外,也幫我們組的工程師做非常多事情,做得人人滿意。
我知道我的工作也很重要,但我總想著,我以前念的也是工程,難道我做不了她的工作嗎?我難道想不出改善電動車生產線的方法嘛? 但我打消了那個念頭。當我產假請回來的時候,我發現工讀生在短短幾個月之中從幾乎什麼都不會,已經進化到可以獨當一面用CAD設計機械零件,聯絡廠商製作零件、安裝到生產線上,進而改善生產流程。
我跟著其他機械工程師開會、想工程解決方案、設計可以改善生產線的機械零件、聯絡廠商訂購現成機械零件、跟著技工把那些零件在機械房裡照著設計圖做出來。有時候我幻想著再次去投土木工程師的職缺,但我還是不敢做出改變,覺得自己已經錯過做改變的人生時機了。
」、「工程師要一直加班,我這個工作比較輕鬆」等等。這個風險是一個事實,是每個人必須自己承擔、衡量的事情,不管誰跟你說什麼「人生只有一次」、「做就對了」,這個風險都是不變的。經過九個月的努力,我成功轉行成為矽谷的全職軟體工程師。我對於零件長什麼樣子、功用是什麼沒有什麼熱情。
在她身上,我對於「時間」有了全新的認知。我總想跟工程師討論他們是怎麼決定各個解決方法的。
Photo Credit:benjie castillo@Flickr CC BY 2.0 在嬰兒身上,我學到24小時其實很久,可以進步很多 以上就是我轉行的契機和原由,而帶給我勇氣啟程這條路的人,除了工讀生,就是我的女兒。在工作上,她負責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,我負責將她的解決方案紀錄下來。
我每天都練習用CAD畫圖。我發現有好幾個人都是很晚才開始學當工程師